社工经常听到民众称呼自己为义工，心想：我辛苦替案家拟订了细致的处遇(因应计划)，协助案主度过一次次关卡，却被询问是否是义工?
有别于直接讨论社工与义工的实质差异，我尝试讨论「为什么会误会?」
起源与文化翻译
社会工作起源于 1970 年代左右，台湾经济成长近一步带动了社福体系的发展，直到 1972 年开始，社会工作才被国家政府所纳入，并有着明确的工作对象(注 1)。随后「社会工作」(social work)的概念引进，「社会」与「工作」的符号(sign)因此诞生。
翻译行为不仅是狭义的文字翻译，更包括了概念、思想、制度与文化意识的翻译(注 2)，社会工作的概念在台湾国家政策对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如投注的成本、社福的定义等)，及来自英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概念角力之下，从台湾经验中发展出专属于自身文化的社会工作概念。
但是，社会大众对于社福制度的重视与社工文化知识的教育大多是缺席、点到为止，和欧美国家文化中备受尊重与拥有广义性资源的社会工作不同，甚至连政府也是，不见得都知道社工是什么，造就了社会工作者经常被误解与错认的文化背景。
身份的错置
社会大众对于社工的认知匮乏，错置了实务工作者的身份认同，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社工」与「义工」身份混淆的问题。鉴于台湾社会文化对于社工及社会福利的陌生，更浅显易见的「义工」身份所富含的想象，如助人、奉献、无偿、爱心等，更容易与处于社会福利网络中的工作者(如「社工」)之身份/职业化期待与机构特质(如助人为本、专业化知识、爱心、同理特质等)有所联想，因为某些属性有着高度相似性及共鸣。因此，民众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想象更容易与志愿服务工作产生价值观的重叠。
符号的解构与再建构
此外，社会工作者的称谓随着实务工作的便利性，简称为「社工」，这便利性的过程再度消融与解构原有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连结，重组成新的符号──社工。并且「社工」的符号，在台湾对于社会工作的陌生及上述所提到的背景之下，民众也偷渡了台湾普遍针对社福观念的关连架构。
换句话说，大众普遍挟带「既有认知」去观看社会工作的位置，进而忽略了社会工作原有的词意生产过程，并把既有认知如同海沙般的建材偷偷塞入「社工」的字意建筑中。
当民众用两个字来表示职业时，既有对社会工作的陌生与最近词意的关连，更会强化社工与义工两者的连结。举个例子，在民众无法意会「社工」的状况下，虽然了解何为「工」，但要独立探究「社」字仍是一知半解，于是便将其延展，将「社会」当成再建构词意的材料，并加以考量社会语境脉络(contex)(例如在与社工的互动经验中，连结了助人与慈善的意义)，赋予「社」这个字崭新的意义，同时连结与统整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既有知识中最近、最有关连性的身分──义工。
这也就是 Fillmore(1982)所强调的，要了解字词所指涉的经验，必须将其承载意义的成分置于真实的言谈之中，字词背后的情境都因相对于某一知识与经验而存在(注 3)。
缺乏脉络感的民众将轻易把「社工」与「义工」作身份的绑定，把社会工作者简称自己为社工的内化知识拆解，重构成自己了解的、新的身分位置，社工的专业化知识就轻而易举的在这个过程中被取消了。
社会工作的认同政治
我们不断被询问自己是否为义工，因为身分认同的错置、因为加诸于工作者身上的价值、态度、信念不符、因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知识的「被取消」，所以才不断向民众解释与澄清，来夺回被错误认知的主体。
这种经常性的误认，也回应了社工主体一直在主流社会中缺席，凸显社工摇旗发动运动抗争、争取社工权益等，一连串仍不被主流社会所看见与重视的核心：国家/政府用于社福的资源分配问题(福利制度仍为补破网，国家仍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等)、社工文化知识的缺席、国家/政府对于社工(劳工/社福制度)权益的漠视等。
然则，社工的角色定位其实是政府福利、法治政策的执行者，如同警察人员一样，社会工作者背后自有一套专业性知识、法规、理论架构来支撑实务工作，本质与实务工作就与义工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如同前述所提及的状况，陌生及身份错置确实让社工与义工不断被混淆。
注释：
[1] 黄培洁(2014)。《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建制化过程研究：权力结构与历史分析》。国立暨南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博士论文。
[2] 张君玫(2012)。《后殖民的阴性情境：语文、翻译和欲望》。台北：群学出版
[3] 苏以文(2010)。《语用学的发展与展望》。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 12 卷 1 期。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