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从各个领域转型而来的公益创业者迭出，邓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既是产品设计师，又是产品制造者，不停地进行社会试验，改变社会的深层次细胞结构。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酸辛，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狄金森
邓飞终于决定不再狂飙猛进。
这足以让人替他松一口气。过去几年，这匹中国公益界横空出世的黑马，跑得太快了。他不停地吹响冲锋号，不停地抛出新项目，短短数年帮助了无数中国乡村儿童吃上免费午餐，享受大病医保。他因此收获了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奖杯和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在三十八岁的盛年累得两鬓花白。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评价“免费午餐”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功，而在公益领域一路凯歌之后，邓飞又转战商界，试图通过社会企业解决中国中西部乡村凋敝的痼疾。2013年夏天，他在筹备第七个公益项目时明言：“做这七个足够了，到此为止”；2016年夏天，我在杭州见到他时，他刚刚敲定第十二个公益项目。项目点分布在全国23个省区，直接服务17个国家级贫困县和一百多万名留守儿童。这还不包括需要维系的、为数庞大的合作者与支持者，比如400万名捐赠人。
一些曾经为邓飞欢呼鼓掌的人，对此显现出犹疑，他们劝他慢一点、稳一点。长期研究历史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提醒人们——警惕奇迹。他在总结中国企业失败的教训时写道：“在一片本不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呼啸而起，创造奇迹，大抵算得上是 ‘强人’；然而，能够在一鸣惊人之后，竭力地遏制其内在的非理性冲动，迅速地脱胎换骨，以一种平常的姿态和形象持续地成长，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英雄。”吴提醒创业者，任何奇迹可能都不是理性的儿子。
邓飞否认自己毫无章法，相反，他觉得自己的逻辑非常清晰——乡村儿童、乡村环境、乡村经济，以及乡村人力资源培训，“我关切的是中国乡村的系统解决方案。”
但他必须面对的是，四面出击的战术已经难以为继，既有的流程体系正在拖累效率，新成员在团队内无所适从。邓飞察觉出了端倪，正在收缩战线。他决定从日常事务中抽身，重新搭建组织制度，力求高效简约，再推进所有团队的法治化运营和组织自治。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顶层设计。以前我们几乎没有，也缺乏这个能力，就靠我的观察和判断带着往前走，自上而下。”身为多股力量的交汇点，必须考虑民主和法治的问题，所以他计划今年去读法律，“现在我们联合的关系越来越多，我（个人）没办法一一维护，这就逼迫我去提升能力，制定游戏规则时尽量公平。有人跟我们合作可能他损耗了，但是我没发现，他也不说，有怨气，出去说邓飞太自私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互助多赢。”
邓飞紧急刹车，还因为一个至亲之人的离世给了他沉重教训。
6月30日，邓飞的妹夫、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为长期高压、过度劳累而猝死在北京。这件事给邓飞敲了警钟，他第一次去找中医，对方说他肝脏长期排毒不及时，体内堆积了很多毒素。
现在，邓飞迷上了养生。在杭州西郊一所养生馆，他把脚泡进水温四十多度的中药桶，背部、颈部、双肩都放上了发热的中药包，手里还抱着一个捂在腹部。
在我造访杭州的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睡觉，除此每天静坐冥想、吃八颗鱼油软化身体血管，去养生馆泡脚、推拿更是必修课。上午，我先一步抵达他的办公室，他一进门先四处找茶叶，挑拣一番后选定了普洱茶，才坐下来烧水、清理茶具，盘起双腿告诉我他要“收一收”；中午，前来接受培训的大学生围上来请教，他回应了几句说自己得去睡午觉了；临近傍晚，他和来商谈工作的同事念叨：我该去做推拿了。邓飞非常担心自己的团队，“都是一群工作狂。”他要结束团队成员分散各地、疲于奔命的状态，找到可以更持久的“战法”。
邓飞不厌其烦地劝告其他人“善待自己，善待亲人”，包括我。暑天的杭州无异于巨大的蒸笼，我必须不断抽纸巾擦汗，但是他故意不开空调，他说：“我觉得你湿气挺重，想让你出出汗。”
2011年4月2日，“免费午餐”计划正式运行，贵州省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
耐人寻味的是，邓飞以合纵连横在公益界起家，却并非得益于他编制关系网的能力。按他自己的话说，受益于移动互联网，汇聚大量微小的力量，他机缘巧合地开启了微公益时代。
2009年，新浪微博低调推出内测版，包括邓飞在内的一批媒体人受邀成为用户。很快，微博带来信息解压的机会被他们心领神会。邓飞回忆：“对我来说，微博的奇妙之处是一些在传统媒体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在微博大海被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后，逐渐褪去敏感，变成寻常新闻，言论自由的空间由此一点点被撑开、扩张。”
邓飞好友、《财经》杂志前副主编罗昌平认为，微博对记者有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当下，“当微博在中国兴起，它在一定程度上填空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短板，平摊了难于估量的管制风险，并极大限度地优化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与效率。”罗也是这么去尝试的。2012年12月6日，他连发三条“冒韪”的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直接拉开了这名省部级实权官员倒台的序幕。
毫无疑问，邓飞也是那一轮技术赋权的弄潮儿。当微博成为主要的舆论阵地，宜黄事件和微博打拐两个公共事件让他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意见领袖，为其日后高歌猛进的公益之路积累了原始资本。
如果说罗昌平是新媒体时代的“顽童”，转做公益的邓飞则是一个“不折腾”的“搬树的孩子”。
2012年，邓飞看了一部印度微电影《tree》。一颗横倒的大树拦住了所有人，但是他们宁可在雨中抱怨、等待，也无人上前清理路障。一个小孩率先行动起来，他先是带动了一群小孩，最后，大人们和不肯下车的轿车男也加入进来。“如同雷击，我一眼就看见了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以善引善。然后我泪流满面—我不就是那个孩子吗？一个人去推动中国乡村孩子饥饿的庞大问题，最后用一片赤诚柔软了无数人，最后搬起了大树。”
邓飞心里清楚，倒下的何止一颗大树？
1990年代初期，中国启动新一轮经济改革，大约十年后，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腾飞而来，贪污腐败成风、环境恶化、贫富悬殊加大……为缓和这些问题，政府改革政策削减税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反腐。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仍然堪忧。邓飞在《柔软改变中国》一书中表达了他的忧虑：“中国，如同一台正在高速奔跑的车，乡村则是这台车的底盘，底盘不稳，或将车毁人亡。”
这是他五年里带着团队一路狂奔的外因。
对于内因，邓飞觉得是天性中的悲悯。“看到乡村孩子的困境，会觉得自己做得太少。68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会出现多少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拨人比较焦虑，一直往前赶。” 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受损失”。
2011年，江西庐山东林寺方丈大安法师问邓飞，为什么要做免费午餐？他回答，不忍看到孩子挨饿。大安法师又问，为什么不忍？邓飞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可能是天性。
由于这种性情，童年时期的邓飞让长辈有点头疼—他不能忍受别人伤害动物。看见外公来家里杀猪，他把外公的脸抓破；家里养的狗被杀，村里其他孩子很高兴，说赶紧吃肉，他哭了一天，从此再不养狗。“我们做记者的时候何尝不是一样呢？因为你有关切或者爱，所以你愿意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出头，帮助他们探清真相，维护公平。”
为什么要做免费午餐？邓飞回答，不忍看到孩子挨饿。为何不忍，因为天性。
1930年，沈从文在小说《丈夫》里，借一对湘西夫妻的日常描写了一场人间悲剧。
丈夫换上一身干净衣服，背了整箩的粮食,从乡下赶到三十里地外的码头，一艘船一艘船地打听，直到找见妻子。进了前舱，夫妻絮叨家常时，一个派头十足的商人突然闯进来，他已经醉了，粗鲁地嚷嚷要亲嘴要睡觉。丈夫自觉地、怯生生地躲去了后舱，妻子则留在前舱做“生意”。
河滩上泊满了妓船，只要花上五元，就能肆无忌惮地跟女人取乐。来花船“接活”的年青女人接连不断，原因无他—穷得难以活命了。男人把妻子送出来赚钱，自己留在乡下农耕，在这里成了平常的风气。
小说中描绘的情景对生于1978年的邓飞来说，似曾相识。
一个湘籍记者说：“我们湖南把出去叫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慢慢地出湖就演化为出息。我们祖辈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湖，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息。”
年少的经历让邓飞对乡村儿童的困境感同身受、难以释怀
邓飞生长于洞庭湖畔的一个小村庄， 整个1980年代，他在爷爷家看武侠小说憧憬将来出湖行侠仗义。在他的记忆中，那个村庄很穷，但是热闹，每天晚上人声鼎沸。变化始于1992年。村庄里的女人最终没有出湖，而是留下老人和孩子，下了海。“你无法想象，经济发展的同时，我曾经美好的村庄变成了什么样子。那是我十几岁或者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乡有很多去外面赚钱的女人，村里人叫她们‘海军’……”所谓“海军”，就是性工作者。
邓飞无法理解原由。多年后他才知道，那叫经济转轨期的社会阵痛。年少的经历让他对乡村儿童的困境感同身受、难以释怀。“其实在中国乡村，十几年来这样的事情一直存在，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健康的心吗？”
问题远非解决孩子吃饭这么简单。
2015年，记者袁凌在走访“免费午餐”湘西新晃县项目点时看到，九岁女孩杨轩只有在完全无人注意的时候，脸上才会露出属于九岁孩子的笑容，而且一闪即逝。平时，她必须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防止被别人欺负。
杨轩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家中只有奶奶。妈妈在她满岁后就不知去向；爸爸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肇事者穷得给不了任何赔偿；爷爷则在更早之前积劳去世。奶奶的背驼得非常厉害，个头还没杨轩高。“以前有爸爸保护我，现在没有了。别人欺负我，我就亲自下手。”在一次上学路上，杨轩被一个精神病人强行抱进窝棚，她用石头砸他才逃过一劫。
2016年4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社会创新论坛上，邓飞说，做了五年公益，成效显著但终究有限。“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在家里，不在孩子身边，我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困境问题。另外，我们这种单纯给孩子送‘鱼’的方式也很辛苦。”
他宣称自己找到了柔软改造旧秩序的新模型—公益搭配商业，即用公益连接城市捐助者与乡村受助者，再用电商、物流、贷款、农业技术、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实现城乡优质资源互流，帮助偏远、贫困的农村家庭提升收入，吸引孩子们的父母回家。“这个发展不均衡导致毛细血管破裂的国家，现在通过互联网已经开始联系到了一起。”
邓飞说，他做好了跑“马拉松”的准备，打算坚持十年，甚至二十年。他还特意强调，他带到乡村去的企业，不是破坏性力量，而是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善公司”。
如果要实质性推动这个构想，邓飞上需居庙堂者支持，下要贩夫走卒配合。在当下中国，这绝非易事。环顾周遭，横亘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鸿沟仍在蔓延。企业家和商人在风云变幻后退避三舍，有的在商言商，有的闲云野鹤；媒体在资本、权力和新技术之间心慌意乱、欲拒还迎；知识分子则陷在“历史遗留问题”里相互指责、轻慢；大众满腹怨气；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至于政治家们在想什么，极少有人知道确切答案。
正因如此，邓飞的社会试验成了一个“最大公约数”。他认为公益是唯一社会各界都能接受的方式。
昂山素季说：“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这句话，是昂山素季针对缅甸说的，但图图大主教的劝告则是针对中国，“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邓飞的逻辑非常清晰——乡村儿童、乡村环境、乡村经济，以及乡村人力资源培训，“我关切的是中国乡村的系统解决方案”
邓飞时常会回想起自己从事新闻调查的十年，那是传统媒体风光无限的岁月。
2007年，他乔装成外地矿老板，到省级贫困县—湖南宁远县调查当地私采铀矿石。那是一个地下核材料市场，当地很多村民都是卖家。铀是对健康非常有害的高放射性物质，严重者可致死，当地村民却只知道它可以生财。邓飞看到很多人家的房子里堆满大小矿石，甚至连床下都塞得严严实实。那一次，他除了做出一篇报道《中国核黑市》，就是偷偷塞给一个当地过生日的老人四百元钱，祝愿他长寿。“做了十年调查记者，我其实也是蛮疲惫的。因为你写了很多东西，发现你改变的真的不是很多。”在《中国核黑市》一文中，邓飞写道，官方后来连对该村庄的调查结果都没有公布。
2016年5月，邓飞再到宁远县。这一次，他是去旅游。如今的宁远县已经是旅游强县和开放型经济先进县。一个台湾商人找到邓飞，他在这里承包了上百亩土地种植火龙果，希望“e农计划”帮助销售农产品；当地农机局局长蒋全是“拾穗行动”的代表之一，他用质检报告说服了“e农”团队，也把当地空巢老人耕种的水稻接入“e农”的销售渠道。
时隔九年，时移世易。“我们用这个柔软的方式去创造，去建设，要不然的话你把他骂个半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邓飞说。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很喜欢邓飞提出的“柔软改变中国”，把邓飞的转型与国民心态建设放在一起谈，“这对新生代国民性格的塑造，对社会心理的优化，有重要意义。”他说。
1979年考入大学的祝华新，经历过共和国动荡的岁月，始终警惕满腹“零和思维”的社会戾气，他说在社会转型期，需要民众与政府一起携手应对。引用一个网友的话，他说：“我们生下来国家是这样，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时国家还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无能。”
邓飞也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型：“用监督去推动社会，我们可能制造了更多愤怒情绪，如果不能合理纾解，(愤怒)会变成戾气。但如果用爱和善良去建设，容易达成共识，实现改变，我们收获的就是爱和善良，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改变社会的方式。”
湖北省鹤峰县前县委书记杨安文对邓飞的公益项目更是欢迎，因为免费午餐、会飞的盒子、大病医保等公益项目助力政府解决孩子吃饭、住宿、治病等问题，鹤峰县更加安定。2013年，杨安文连升两级，调任拉萨市副市长。“不能说全是我们的作用，但是有挺大关系。” 邓飞说。
邓飞到上百个大学做过演讲，每个月会培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面对那么多年轻人，他总是不忘传达“停止抱怨，先行动起来”的理念。他说，要知道这个国家哪里坏很简单，知道如何让它好起来才是关键。“中国人总擅长把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体制’实在是一个神秘的词儿，一说起‘这是体制造成的问题’，好像就心安理得了，好像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反正‘体制’是一切的根源也是一切的挡箭牌，这样不对。” 正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言，任何一项改革都将艰苦卓绝，需要人民的觉醒、参与和支持。
这个理念，一定程度上承袭自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邓飞公益路上第一个极为重要的老师。何一向主张先从身边的公益做起，抛弃中国式空谈，自下而上、平行互动、积累大数量行动，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细胞结构，构建中国的现代化文明。他的意思可理解为：对准政治山呼海啸，远不及付诸公益行动，润物细无声。这让我想起 “五四”时期北大的一个女生，当北平的青年们热火朝天地讨论新文化、讨伐八股文时，她却跑到京郊农村，挨家挨户劝农民刷牙洗脸。她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启蒙。
“不必急于投入到改变国家的层面，因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生出很多语言暴力，既伤心又伤身，之后发现只有眼泪和子弹在飞。” 何道峰说。
201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一本反思激进革命的书再版。他们两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领社会思潮、与那个时代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人，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难堪的局面。李和刘在书中严厉批判了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指责激进的改革实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
渐进式改良——正在公益界再度滋长，渐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