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8月公布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中规定，依法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织满二年的社会组织，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对于开放公募权后的发展趋势，徐永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觉得非公募基金会有相当多的数量不会申请公募权，它自己有钱做事，恰恰是那些草根NGO转为慈善组织的这些机构，它需要公募权。我估计未来获得公募权的机构里，社会服务机构会多于基金会，我这句话放在这里，若干年以后大家看，五年以内肯定是社会服务机构获得公募权会超过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论坛上，有民非机构探讨怎样申请公募资格的问题。聚拢了一批环保组织的SEE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媛也表示，想做公募的社会服务机构不能忽略，SEE接触了大量的环保公益组织，也会鼓励他们走出去面向公众，他们现在可能用SEE的平台筹款，之后如果申请公募资格，也可以推动能力建设的提升。民非机构愿意申请公募资格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国内成立最早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则明确表示，会准备申请公募资格。“公募权是中国的几代NGO追寻的梦想，公募一方面可以有效拓展社会组织的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单一资源比如政府购买的依赖。现在更多的办法是创办社会企业，开发能够众筹的产品等。”李涛说，“但对于一个公益组织来说，它最重要的一个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应该是社会募款，这才是最根本的。公募权放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其把精力放到社会企业方面，做自己并不熟悉的商业化运作，不如用自己的公益产品，大大方方地动员社会公众和各类社会资源的支持。这是更好的一种路径，也更符合NGO的公益属性。”
协作者一直以来扎根社区，李涛认为，公募还是非常重要的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接受公众问责，教育和启蒙公众对公益问题的关注。公募必然要加强社会宣传倡导，将公益项目，和背后关注的人群，更好地向公众推广。
在申请之前，则要一边实践、一边整理经验、加强筹资和品牌团队建设。提升机构的整体管理水平，首先自身要有规范地财务管理体系;做好有效、及时、全面的信息公开透明;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快速有效地行动的能力;加强风险管理的能力。
“但即使获得公募资格，依然不妨碍公益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资助等获得支持，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渠道。”李涛说。
对于《慈善法》实施后行业的发展前景，徐永光这样设想，公益行业应该越来越进入一种公平的竞争，哪个机构有底气、愿意转公募，它就转。“例如北京市民政部门是主动希望一些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转公募，因为一些公募基金会都有政府背景，管不了。上海也有这种想法，希望在增量上培育一些优秀的、民间背景的公募机构，而且它们真正用专业性、透明度来赢得社会信赖。”
“公益部门只有竞争这个行业才能提升，而且竞争会淘汰掉一些。就应该优胜劣汰，现在问题是差的淘汰不了，这个行业如果总有差的在那里拖着后腿，怎么进步?”徐永光说。
对于开放公募权将带来的竞争，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行最表示：我们一直主张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才是春。公益机构发展的多了，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个肯定是事实。但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竞争不足，如果是100米的深井，现在我们只挖了10米。开放公募权有利促进行业的发展。我们从2005年开始专门设立项目合作部，募集资源，跟没有公募权的机构合作，通过这个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培训培植这样的机构发展。我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希望公募权放的越来越早，越开放越好。放开了以后大家一起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不能说垄断了，要看自己的本事。
对于“垄断”，徐永光认为：“实际上，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和政府、企业是利益铁三角，所以这个也不是基金会一定要垄断，是企业喜欢拍政府的马屁，他当然要找那些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给钱，做政府的项目，当然包括希望小学等等，他企业还挂着牌，这个当然是符合政府的利益，符合企业的利益，当然也符合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的利益，所以要打破这个，必须让那些基金会真正脱离政府，真正分离。但现在不是分离的问题，现在是抱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