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被称为“科幻和奇幻创作的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将中短篇小说奖项颁给了中国80后作家郝景芳。她的《北京折叠》成为了继刘慈欣的《三体》后再一次荣获这一国际大奖的中国作品。
这部作品中对中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的社会隐喻和人文关怀，让它获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郝景芳说，作为一名业余作家，她写了一本“关于不平等的小说”，而她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项目主管的工作，才是她“生活的主线”。在她的一段自述中，她说自己不会因为作品得奖而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基金会是，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的团体 ……
我需要那种持续的力量，让我感觉到正在进行的努力，与前行的方向。”而能不断给她希望和力量的人，除了“不善言辞，做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的基金会同事们，更主要的是 “为了贫困儿童发展的目标奔走了几十年”的秘书长卢迈 。
近日，《公益时报》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这位令“科幻女神”敬佩的公益人，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中国公益发展和基金会成长的看法。
《公益时报》：作为为国家政策提供策略的基金会，当时成立的背景是怎样的?
卢迈：基金会是1997年注册成立的。那会儿批这个基金会很难，大家也不太了解基金会的概念，所以需要两家同意：先是人民银行，后是民政部。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位老领导马洪和薛暮桥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得到了总理的两次批示。所以现在依然很感激朱总理。
我们一开始考虑就是类似于国外的研究机构或者台湾的中华研究院，都有一个基金会作为支持。后来国务院的发展研究中心确定一条就是用这个基金会来鼓励社会做政策研究。这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对我们来讲，促进政府政策科学的、民主的制定，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通过研究、交流、培训、社会试验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经费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善款。但是我们得到的每一块钱，都必须向上面汇报。我们不光用到了应该用的地方，而且当它产生了政策影响的时候，它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有时候我们也把基金会叫做智库。
《公益时报》：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叫法?
卢迈：智库型，我们从事的工作叫战略公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们希望通过几种方式来影响政策，其中一点就是交流，这也是我们最先的比较大的项目，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时基金会没有几个人，没有钱，但是领导交代我们做这件事。然后有人在当时捐了150万，我们就把论坛做起来了，从那会儿到现在做了17届。
▲卢迈在2007年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现场
《公益时报》：这个论坛已经举办这么多届，产生了哪些影响?
卢迈：影响应该说越来越大，它对于外方来讲，满足其了解中国的需要，对于中方来讲，是中国政府向外解释宣誓我们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所以领导也很重视。一开始说这是经济外交的渠道，现在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交流项目在这里头体现，像中美金融研讨会等等，相互沟通、促进了解总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意图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沟通，利益相关方都不知道情况，那是起不到作用的。
《公益时报》：2015年年报显示，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是7400多万，整体的收入大概是8350万。基金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企业?
卢迈：对。很少部分来自于政府，社会公募也有一些。
《公益时报》：社会公募的资金比例大概有多少?
卢迈：大概几千块钱那样。
▲卢迈认为《慈善法》公布以后，慈善组织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个人会更多地愿意资助
《公益时报》： 9月1号《慈善法》就要正式实施，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思考吗?它对基金会在整个大领域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卢迈：我觉得这个领域如今在大发展。《慈善法》公布以后，给了慈善组织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个人会更多地愿意资助。
从我们基金会来讲有一点好处，凡发展早的都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虽然国家在限制做论坛类活动，但是我们做的较早的比如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一直在持续做。我们在保持做好自己项目的同时，和其他的公益组织也保持密切合作。比如在路上，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块做山村幼儿园;和千千树合作，用了他们的教材;和友成扶贫基金会合作，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研究。我们觉得很多草根组织很有活力，可以合作。所以有些学术机构、学术组织，我们也一直有合作，资助课题、资助研究。
《公益时报》：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慈善法》出台后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水平线。在面临筹资方面，对基金会来讲如果只面对企业，是一个挑战，有没有考虑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来面向公众筹款?
卢迈：有，我们的阳光校餐项目就是改善学生营养。我们有9000所学校，但只有3000所能够做到营养基本达标，还有三分之二做不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说，要从吃上饭、吃饱饭，转化成吃好饭，吃得有营养。我们正在努力朝这一步发展。
前段时间去贵州省妙隘小学做饭，是让大家知道4块钱就能做好一顿饭，而且能够做到基本符合营养。但是我们在下一步要接着分析，在这个县有将近500所学校，现在能够做到基本符合营养的只有62所，在同样政府出资的情况下，包括县政府已经把其他的钱出了，那么我们要分析另外的那400多所，规模有多大，距离这个乡镇的距离远近，还存在什么问题。是培训的问题?是出入库制度的问题?还是说经费就是不够?反正刘延东副总理认为我们是很认真。我们也是这么想，就是说人家捐了钱，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对社会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当他参与了、投入了，他就关心，他关心就会促使政府要改善他自己的治理，要改进工作。公众在微信、在微博上说两句，政府要听，所以有这个好处。
▲卢迈认为基金会的信誉很重要，筹款还是得靠做实事
《公益时报》：现在的这些企业选择捐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有哪些吸引他们的优势?
卢迈：我们做的事情比较扎实，而且说我们希望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政策是影响千万人的事情，如果要是能够撬动政策，那么能帮助到政府，影响到千万人，这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和上边有上诉的渠道，所以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优势。
我们深知一条，就是基金会没有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不指的是说它的品牌，而指的它的信誉，我们会很注意维护这一条，不要卷进任何丑闻，我们很警惕，对于捐款方我们也比较警惕。如果有特殊的附带要求，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子拒绝的钱也不少。
《公益时报》：对基金会秘书长的定位可以理解成基金会的“掌门人”，就是相当于基金会的CEO，对这个定位和作用您怎么看?
卢迈：我不敢称掌门人，千万不敢。我觉得公募基金会尤其像我们有一个很大不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在法律地位上是挂靠，秘书长就是秘书的头，什么时候都知道老板是谁，然后要知道你要负责的方面。你要对上对党负责，要对社会负责，对捐赠方也要负责。
《公益时报》：您对基金会的要求是什么?
卢迈：踏踏实实做事情。一旦说你太出头了，就人人要盯你。举行一些活动都会有人骂你，我们不太愿意跟这些人扯上关系，而且不希望卷入这种是非。这些人都把他自己的那一套要求到你身上来，我们跟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系，不想给他们惹更多的麻烦。到现在为止没有惹大麻烦，这就好，那我们筹款多少也不是靠那个，它还是靠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