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在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未经本人审核。
中国在过去数年间出现这样一个变化，有两个维度的指标。对外，这个变化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意义，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向全球扩展，不是扩张。对内，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两个维度的变化是把握社会组织发育的重要条件。
90年代中期，我们做NGO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外部的拓展来看：第一，有我们民族的本体，自立的力量，和人吃饭一样，有民族本体性的自我利益。第二，在寻求我们民族本体利益的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从文化角度，更主要的从物质角度讲，我们从过去的被现代化、被全球化，到今天拥有历史和物质的优越性，就需要思考一些问题，怎么能够真正公平的丰富其他的文化。
第一个维度是体制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行为体现出基本的伦理，这个伦理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长期的殖民主义和长期全球化里面的，而是我们自己的伦理，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也是我讲的把握世界的问题。
第二个维度，当下和80年代、90年代不同，我们已经从一个具有共识性政治的阶段，那会儿讲“发展是硬道理”，那时候纠纷很少，大家都知道好好工作，我们都听党的话。改革开放，我们有能力的学外语、出国，回来以后报效祖国，外语不好的进机关，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
这样的政治导致的行为，背后的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结合。今天由于发展主义的长期主导，导致了什么？导致了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以后就出现了不受益群体、少受益群体，甚至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出现“民粹主义”。
中国现代的“民粹主义”把所有的东西都揽在自己的下面，就产生国家发展主义的胁迫我们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展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的阶段》，中国生态进入不稳定状态，民粹主义是造成中国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主因。国内的变化和十年前不一样，讨论中国公益的时候，有两个状况，我们无法用90年代或十年前做慈善公益的视角思考，这个变化太大了，我个人觉得中国公益当前面对的是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公益文化。为什么讲公益文化，我自己的公益文化基于传统的慈善思想，但主要是借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公益文化，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公益，不是说好不好，只是借鉴了这样的信息。对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在发展主义、民粹主义交织的过程中，公益的基本力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如何处理与发展主义、民粹主义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刚才讲的大公益，公益作为促进社会稳定、促进新社会形态形成的重要手段肯定要考量，这就非常复杂，不是你协助一下政府就可以，不是你反对公司就可以，我个人觉得公益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公益。而且我们的公益具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公益的潜质。不是可怕在公益不应该成为民粹主义的公益，可怕在什么地方？可怕在公益是具有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行业，它有具体的能力，它有钱、人、机构，一旦要变成民粹主义工具的时候，公益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个，我明确的提出我的观点。
第二个挑战，公益不可以作为国家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我不能说你就帮国家做这个，完全帮着国家做这个变成了公益，不是说政府帮你，这是意识形态，我们讲公益可以和权力组织合作，不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挑战，公益也不能完全沦为发展主义的奴隶。如果说公益沦为发展主义奴隶的时候，这个公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这三点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弊端，我们需要有社会力量、需要公益来取得平衡，我们需要公益来把社会的正义体现出来，把社会公益体现出来，是公益文化的挑战。
目前，公益文化里有三个弊端。
第一个弊端，民粹倾向，表现权利，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都是忽悠的。
第二个弊端，公益代表弱势群体，要思考如何能协助国家、民族，在新的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文明的全球化的伦理。这不光是你到国外搞一个医院、学校，而在于你怎么能够帮忙你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这个问题，公益界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会沦为国家主义的工具，我们不需要和国家主义对抗，国家需要我们特殊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在支持很多公益组织走出去，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弊端，我一直坚持公益，公益是什么呢？公益不是政策制度的调节，政策制度的调节有很多东西，比如税收，公益的核心是什么呢？公益的核心、形态、产品很多，但公益最核心的部分在于财富分配，公益对财富分配的意义，不是抢，是制度性的分配，是一个相对隐形的社会契约。你认可、他认可说我有义务做这个事情，它就是个契约，但他不需要契约，一旦出现契约就形成社会绑架。
今天的中国公益，一直没有摆脱公益财富分配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转，公益的价值，公益组织未来如何为民族发育出公益价值？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价值，并没有共识。西方社会的共识来源于清教徒，对于财富的观念，维也纳之船上的60多个人生出，今天美国三千多个人，而且都是大富豪。这些清教徒，就是对财富最基本的态度，我是上帝财富的守护者，我不是财富的独占者。这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公益之所以走到今天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恰恰相反没有这个东西。他们彻底在观念上抛弃了财富传给家人的传统，他们觉得这是犯罪，这个跟中国人恰恰相反。
我是搞援助的，不是搞公益的，我们是非常自私的民族，自利自私贪得无厌，所以我劝某个人捐钱……你不可以搞道德绑架，不要用道德绑架成为不想捐钱的借口，所以公益里头本身就有好多这样的名词概念，在为我们的公益变成一个落后的公益，在做什么？在做文化的借口。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是非常批判性的，大家不要生气，我批判我自己和每个人，公益文化需要建立这样的东西。我经常讲，我在农村里头，农村里头哪有志愿者，敬老院里哪有志愿者？农村最需要的没有，我们都在大上海、北京穿着衣服跳跳舞、扫扫垃圾。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我们阶层分化很严重，特别是我们下面的阶层，我讲很多公益的事情老百姓很多都不懂。那天我问农民说美国总统大选，他根本不知道特朗普，跟他没有关系。我心想美国大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要建立起能够帮助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价值，这是公益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使得我们的民族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要再去相互伤害，让我们带着信心和爱对待我们的同事和所有的孩子，公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是我们没做过，我们做得不够、不好，我们在座的所有公益界的同志，我们在起来好好的审视自己，审视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是最好的答案，我不会去批评政府、有钱人。我首先批评我自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公益机构在面对公益异化的压力之下，如何能够做到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讲问题是比较多，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基金会，各种基金会的设置，公益机构本身的异化潜力越来越大。我们传统公益机构的作用是在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道德缓冲期，如果我是给你钱，面对面捐钱的时候我会产生优越感，我会让这些接受钱的产生屈辱感，这种直接的慈善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劣势。现在社会需要一个公益结构缓冲机构，需要现代化的公益机构来平衡社会各个方面的冲突。大量的公益机构本身恰恰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产生异化。
第三个挑战是，公益的法律问责。我们公益的法律，我在想，我因为那个阶段没有参与慈善法的讨论，我在想为什么搞个慈善法呢？难道说为了规范一个人的捐助行为需要一个法律吗？不要，不需要大的法律规范人的捐助行为，其他的行为跟自然法人一样的，你是做公司、NGO的，他们都在一个法律之下，你不需要专门一个法，就像我们的扶贫法，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给了就行了。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公益最基本的问责体系，是不是我刚才讲的两个维度的公益组织，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他不是按照这个维度考虑的，问责的思路是单项性问责，他是控制你单项性，不是说他要双项问责。
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90年代开始做的一些工作，也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公益界的新人，大家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在云南省勐腊县一个叫做河边村的瑶族村庄，我离开北京，主要的时间都在那里做扶贫。通过我的公益实验，我要看一看公益组织怎么和政府交流，怎么和市场交流，我提出的思想是什么？
公益组织最大的长处，应该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进行救助。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府有资源，但是政府确确实实缺乏创新的条件，而公益组织因为资金灵活，人员灵活，公益组织都是知识分子，有创新的条件，但也在想办法，也会受行政机关和市场的制约，好多有钱人搞公益，他又不缺钱，不缺吃的，也不要工资，什么都不要，这就是我的长处，想办法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有了解决问题方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引领政府资源，资源给你，你跟他建立一个伙伴关系非常友好。
第二个，你要平衡市场资源，市场这个东西不得了。所谓市场就是能赚多少钱赚多少钱，他没有道德，有道德不叫市场，你要平衡它，不让它轻易的介入，损坏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不是民粹主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做，我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实验，做了一年多非常艰苦，我前天在村子里头都哭了。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实践，没有大家的支持我就撤了，希望大家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参观指导，谢谢大家。